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之前发布的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重要文件中，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大方针政策，给我们推动中国辞赋复兴暨中华文艺复兴指明了努力方向、保障措施、实施途径、操作方法，是指导中国辞赋复兴暨中华文艺复兴的纲领性文件，宜认真学习领会，同时应该注意在这三个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开展中国辞赋复兴暨中华文艺复兴运动，趁势而为，顺之则昌，事半功倍。

一，当前辞赋复兴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影响
1、当前辞赋复兴事业到达一个关键的攀升期。由于中国历朝历代辞赋总集《历代辞赋总汇》2013年才刚刚出版，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辞赋整理成果刚刚出来不久，与《全唐诗》整理完成数百年的情况不同，其作用与影响远未发挥。辞赋典籍总体上开发利用不足。各个朝代断代赋的校释析工作方才起步。社会对辞赋功能认识尚不全面，对辞赋的作用认识还停留于文学体裁的层面。辞赋普及率不高，在中国当代的影响力远不及唐诗宋词，其爱好者、创作者、研究者的数量也远远不及唐诗宋词，尤其是辞赋的作者群体数量还不够庞大，能赋者凤毛麟角。由于辞赋文体篇幅偏大，对创作者的学识、句式、格律、骈偶各方面能力要求较高，相对难写。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全国当代能够写赋的不过1000至2000人，能够写好赋的不过200、300人，能够写出大赋的不过数十人。尽管有中国辞赋家协会这样的全国性组织，但是，在一个省或一个市县，诗词楹联协会的创建比较容易，组建专门的地方辞赋协会、辞赋学会就比较困难。目前仅极个别省市建有辞赋协会、辞赋学会，会员人数也不多。中国赋学会在国民中的影响力、号召力、组织力不大。总体上看，辞赋创作、研究、交流、传播的全面繁荣局面尚未完全形成，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攀升期。
 
2、辞赋作家的地位有待提升。辞赋作家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但是，与其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责存在着倒挂现象，不相符合。譬如，在各级作家协会入会条件中，对辞赋作品是否以及如何作为作家作品计算未作出明确规定，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集体中基本没有辞赋作家的存在，也没有楹联作家、古典诗词作家的存在，换而言之，没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大国文学辞赋文学的一席之地。中国作家协会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军事文学、影视文学委员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等各专业委员会，但是，既没有辞赋委员会的存在，也没有楹联委员会、诗词委员会的存在，也就是，没有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典文学纳入专业委员会的范畴。

3、辞赋给群众百姓的感觉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大多数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印象主要在唐诗宋词及古代无韵散文，对辞赋相当陌生。在中国中学教材中，辞赋篇数寥寥无几，所占分量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人自小在心目中对辞赋就比较淡漠。在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平台上，无论是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有关辞赋的节目几乎没有听到过，仿佛不服中国水土一般。像《光明日报》专门列出辞赋版块开展“百城赋”征文的报纸绝无仅有，犹如稀缺物种。辞赋的实际应用现象在现代也并不常见。楹联与书法结合成为实用的春联，诗词与书法结合成为美丽的装饰，它们相互之间仿佛天生就是良好的绝配，挂在墙壁上进行艺术展示，让人赏心悦目。但是，除了在一些公园、仿古建筑，辞赋与书法的结合在百姓的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多见的。一些辞赋作者喜欢用词偏僻古奥，更有甚者，以通篇聚集《康熙字典》上他人不认识的死字、难字为荣，且不自注自译，更不全注全译，一写了之，一发了之，也不管受众的感受与传播的效果。现代的中国人普遍对辞赋不熟悉，外国人就更加不用说了。谈到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对中国辞赋的研究，美国学者认为是最高最顶级的文学研究，“高处不胜寒”。辞赋给普通人的感觉就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群众也高攀不起。总之，群众对辞赋到底有什么作用不甚了了，甚至还有点敬而远之。

4、辞赋典籍整理工作进展缓慢。煌煌巨著《历代辞赋总汇》2013年完成后，中国鲜有甚至没有大型辞赋典籍出版。《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是10年计划，里面491 个项目中仅有三部辞赋评注列入计划，它们是《全三国两晋赋评注》(整理者:龚克昌、苏瑞隆、周广璜)、《中古俗赋校注》（整理者:王云路、许菊芳)、《全元赋校注》（整理者:韩格平）。按照这样的整理速度，我国20多万种古籍整理一遍将需要持续400个10年规划、4000年的漫长时期，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被掠夺收藏在国外的许多古籍孤本。而且，这三部辞赋评注书籍对典籍的研究形式主要是注释、辨析、点校、资料汇编、校注等，盖限于人力精力物力财力所限，工作量太大，未能如《文白对照全汉赋》一样开展更实用更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全本全注全译工作。其中，《全三国两晋赋评注》目前出的是《全三国赋评注》，《中古俗赋校注》未完成。491 个项目中，仅有《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译丛书》（整理者韩兆琦、林家骊、方勇等）为全本全注全译研究模式。目前，辞赋的全本全注全译仅出现了《文白对照全汉赋全译》一书以及《 二十四史全译》中的部分辞赋、《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系列中的极少部分，其它如《昭明文选译注》、《历代赋评注》、《历代赋广选新注集评》、《全魏晋赋校注》、《历代律赋校注》、《历代山水名胜赋鉴赏辞典》、《历代辞赋鉴赏辞典》以及《欧阳修赋评注》个人赋专集等均侧重于局部注释，断代赋如《全唐赋》、《全宋赋》、《全金赋》、《全明赋》、《全清赋》仅在《历代辞赋总汇》得到汇总，但是专门的断代赋尚未整理，其全本全注全译更是无从谈起。中国最主要的古代赋学典籍《赋谱》、《声律关键》、《赋学指南》一律停留在校注的研究层次，未能进行全本全注全译。历代赋话全集未出现。

5、辞赋典籍的补遗与完善存在着极大的进展空间。众所周知，《历代辞赋总汇》是我国至今最大的辞赋总集，以马积高为首的一班学者居功至伟，炜炜煌煌，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受当时编撰整理的各种条件所限，《历代辞赋总汇》的辞赋搜集工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辞赋遗漏在所难免，补遗工作势在必行。当初，《历代辞赋总汇》的原始资料搜集是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北师范学院自发组织开展的，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支持和协调，其搜集工作极其艰辛，用“一篇辞赋一把泪”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可谓惨淡经营，往事不堪回首。据《历代辞赋总汇》参与者在《历代辞赋总汇》辑录纪事记载，当初在国内搜集历代辞赋，困难重重，尤其是申请项目只是立项而已，上面并没有提供经费，经费由两校承担，以湖南师大为主；其他参预单位基本上没有提供经费。任务相当艰巨。查阅全国图书馆的古籍主要通过私人关系。而且图书查阅要费很多钱，有的特殊图书收费高得出奇离谱。在收藏单位与收藏单位之间，也往往互相设卡，你不给我复印，我也不给你抄录。在这样普遍划地为牢的困难情况下，历朝历代有一些辞赋未被《历代辞赋总汇》收入是完全有可能的。仅以青桐居士个人补遗情况来看，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曾经补遗两篇之多。何况当时《历代辞赋总汇》的辞赋搜集目标主要是国内图书馆，没有也根本无法远赴国外图书馆搜集汉语典籍。而且，中国的许许多多重要典籍被掠夺到了西方列强与日本国，这些书中国根本看不到，许多甚至是海外孤本。譬如，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里面就收藏着数以万计的极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图书，其中有唐写本、宋刻本和许许多多海内外孤本。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从南京各类图书馆劫掠图书达897178册，掠夺的所有图书数量大大超过日本帝国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在日本入侵期间，中国损失了1000多万册图书，损失了图书馆藏书量的40%，目前总共还有270万本中国珍贵书籍被掠夺到日本未予归还。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它收藏着无价的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和最大量的经典图书，以及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浩瀚的印刷典籍”。因此，很大一部分中华典籍在日本国或西方列强手中，如能对丢失在海外的中华典籍进行全面的搜集与整理，《历代辞赋总汇》可以补遗的数量应该不少。

6、辞赋研究、普及工作亟待全面提升。辞赋的普及工作任重道远，古典辞赋文学的美丽浩瀚与现代人的欣赏利用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似乎未可轻易逾越。主要原因是中国古籍的现代白话文翻译工作做得很不够，这是中国辞赋文学研究学者与美国学者的最大差别。在美国，对于中国辞赋文学研究，着重于基础研究，如翻译。于是，有了《杜甫诗集》的英语全译、《文选》的英语全译。中国赋学泰斗龚克昌提及：“美国汉学家们大多数都在做翻译、注释工作，撰写论文也多与诠释考据有关，论文题目做得较小。而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却大都更注重撰写论文，注重理论研究。这在美国是很罕见的。”这说明中国辞赋学者普遍侧重于理论研讨和注释、校注、点评，对于辞赋典籍的全注全译是弱项。辞赋文学白话文翻译的欠缺落后局面与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学者的庞大数量形成鲜明对比。辞赋因其内容丰富，字词古奥，本来就与当代人的阅读习惯有较大距离，必须通过全本全注全译实现。此外，中国辞赋研究侧重于理论的另一个方面不足之处，就是偏重于辞赋欣赏、批评、点评，而对于辞赋的词汇、韵律、句法、文法、构思、意境、思想、内容的研究欠全面欠深入，对于辞赋的跨学科研究更是无从谈起。当代的中国辞赋学学术研究如同一门偏离方向的烹饪学，主要研究的内容居然是告诉学生如何品尝、点评美食佳肴以及味道如何如何鲜美，而不是叫人如何选择食材，如何搜集调料，如何掌握火候，如何运用烹饪器材，如何制作美食佳肴，令人匪夷所思。

7、辞赋对外宣传交流工作亟待加强。我们中国古籍的对外翻译的数量远远不够。这个从联合国世界书籍数据库1979年至2012年截取的数据可以看出来，人类社会一共出版了两百万种翻译书籍，其中由中文翻译成外文的书籍一共有13337种，由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则有62650余种，翻译入远远多于翻译出，翻译入中文与翻译出的比例为4.7：1。中国语言书籍总体上的情况如此，辞赋的对外翻译可想而知，绝对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由于古籍的对外翻译实质是需要首先翻译成现代文，然后再翻译成外国语，实质上古籍的翻译属于多道翻译。而由于前面提及的古籍现代白话文翻译欠缺的原因，大部分的辞赋根本不可能翻译成外国语，可谓少之又少。辞赋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地位尚未彰显。由于辞赋本身的高深，即使是中国人，对之也不甚了解，何况存在着语言隔阂的异国人。像美国的康达维这样专门研究中国辞赋成为大家的人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世界辞赋协会（学会）、国际辞赋协会（学会）尚未组建。这些都影响了辞赋文学的对外交流与传播。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真还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二，重新定位辞赋文体含义与功能，全面提升辞赋地位与作用
辞赋发展缓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对辞赋文体的本质、内涵、功能认识不足不清，以为辞赋是纯粹的古典文学体裁中的一种而已，非但未与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军事文学、影视文学的地位相提并论，而且还沦落于非正统文学体系（某些人所谓的“正统文学体系”只包括上述几种）的范畴，被视为是少数人在象牙塔、高楼华阁里自娱自乐的文学体裁，脱离广大普通群众的欣赏趣味，边缘化现象颇为严重。而一些辞赋作家则往往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阳春白雪，自视甚高，视其它文学体裁为下里巴人，视自己的创作为“高级趣味”，视其它的创作为“低级趣味”，乐此不彼，沾沾自喜，与社会的需求、爱好脱节严重。这两方面都存在着盲目与偏见。所以，必须对辞赋这一文学体裁重新认识，明确“辞赋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增强辞赋文化自觉，树立辞赋文学的作用自信，体裁自信，文化自信，创作自信，底气自信，如此，我们才有更大的勇气与信心去全力推动辞赋事业，推动辞赋的创作与研究、普及，促使全社会广泛地利用辞赋、喜爱辞赋、重视辞赋、敬仰辞赋，形成中国辞赋文学的全民欣赏创作交流之风。

1、辞赋首先是最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文学体裁。中国唐诗、宋词、元曲、清联已经足够惊艳了，让许多国家许多人莫名地崇拜和喜欢，而中国辞赋的魅力还远远胜于唐诗宋词元曲清联，是尤为独特的瑰宝、国宝、大宝。全唐诗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字数仅600万字；全宋词数量是二万余首，字数仅260万字。从容量上比较，《历代辞赋总汇》收录先秦至清末7391位作者的辞赋30789篇，字数达到了惊人的2800万字，《历代辞赋总汇》是全唐诗的字数数量的4倍，全宋词的字数数量的10倍，信息量是唐诗宋词所不可比拟的。也就是说，仅从历史史料、信息容量的角度来看，全唐诗、全宋词根本无法与《历代辞赋总汇》抗衡。题材方面，据宋代编选的《文苑英华》分类法，辞赋类型包括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北京都、邑居、宫室、苑囿、朝会、祭祀、行幸、讽谕、儒学、军旅、治道、耕耘藉（附田农）、乐、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射、博弈、工艺、器用、服章、画图、宝、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鸟兽、虫鱼、草木等共42大类，而且每一大类的文字叙述都非常详尽，绝非唐诗宋词语句那样蜻蜓点水、泛泛而谈，点到即止。辞赋题材的多样性，不仅为中国其它文学体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资借鉴，也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独到的视角和全面细致、丰富详尽的研究资料。中国辞赋文学既像大海江河一样浩浩荡荡，又像矿产宝藏一样缕缕不绝。大部分人当前看到的辞赋文学作品都只是冰山之一角，沧海之一粟也。非但如此，中国辞赋文学讲究对偶、押韵、华丽、多彩、流畅、可诵，其文学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灵活性、包容性都完全可以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方方面面可谓登峰造极。世界文学范围内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无出其右。中国辞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之首，世界文学之冠。

2、重新认识并确立辞赋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中国辞赋文学是与大国风范相称的大国文学。历史上凡是国家强盛，总是出现辞赋这种文体的繁荣。如中国历史上最为强悍的几个朝代汉、唐、清（康乾盛世），辞赋文学都得到了大发展，空前地昌盛繁荣。国家的强盛繁荣与威慑四海的气势，必须使用适当的文学体裁来表现，赋极好地承载了这一个功能。由于诗词这几类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形式内容偏重含蓄而文字多求简省的缘故，无法承载信息量大的纪事体物言志抒情的需要。在中国文学史上，超出几百行的律诗是极个别极稀有的现象。以“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为主要功能特征、篇幅没有限制、艺术手法灵活多样、文学手法层出不穷的辞赋当仁不让地替代了诗词成为了大国文学。此外，青桐居士在中国文学史上于此首次提出一个观点，中国辞赋文学是史诗文学，辞赋其实为篇幅巨大的诗章。如果将辞赋的排列固有模式打破，即如诗行排列，那么，将中国辞赋看成是篇幅巨大的史诗应该完全可行。

3、辞赋是自然与社会百科全书，是人类知识宝库。“如果撇开赋的文学价值，单就其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历代赋作也无疑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曹明纲，《赋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P3-P4）青桐居士认为，非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也是自然的百科全书。这从它的分类中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如《历代赋汇》中有天象、岁时、地理、农桑、草木、花果、鸟兽、鳞虫等，《文选》中有游览、江海、物色等分类；《文苑精华》中有水、饮食、射、宝、畋渔等分类。于此，青桐居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首次提出，对辞赋要展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学科的研究，发现中国古人的科学智慧与成就在辞赋创作中的反映。综观其功能，辞赋涉及现代学科有天文学（天象）、气象学气候学（岁时）、地理学（地类）、水利学（水）、政治学（帝德）、城市学（京都）、建筑学（邑居）、建造学装饰学装潢学（宫室）、园林学（苑囿）、礼仪学（朝会）、风俗学（祭祀）、旅游学（行幸）、教育学（讽谕）、儒学、军事学（军旅）、管理学（治道）、农业学（耕耘藉,附田农）、音乐学（乐）、表演学（杂伎）、烹饪学（饮食）、符号学设计学（符瑞）、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事）、传记学（志）、狩猎学（射）、娱乐学（博弈）、工艺学（工艺）、器物学工具学（器用）、服饰学（服章）、绘画学（画图）、地质学雕刻学（宝）、纺织学（丝帛）、交通工具学（舟车）、能源学（薪火）、渔牧学（畋渔）、儒道释学（道释）、生物学动物学（鸟兽）、水产学（虫鱼）、林业学园林绿化学（草木）、医药学、化学、工艺学（巧艺）、语言学（文学）、机械学（器用）、旅游学（行旅）、图书学（书画）、经济学（农桑）、表达学（言志、怀思、讽谕、情感）、历史学等等。“凡天地万物，人间百事，都能收之笔底；其小可以洞内索微，细及毫发，凡自然所生，尘世所用，均可形于纸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赋的取材之巨之细，不但为一般文体所罕见，而且在很多方面，还为后代或同时的其它文学创作拓宽了题材范围。（曹明纲，《赋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P3）故而，要树立辞赋不仅是文学的观点，还要树立其为大型类书、百科全书、综合性学科的观点，视之为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制造技术、人文艺术等人类所有科学体系的文章大系，是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4、辞赋也是跨界跨学科的绝学。在此，青桐居士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对辞赋的内涵还要有跨界认识或无界限分析，即要跳出辞赋的文学价值去分析辞赋的其它领域的价值，或者，要善于结合其它领域的观点去分析辞赋的多种价值。辞赋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由于其铺陈的最大特点，辞赋对事物叙述的详尽程度远远超越了诗词和其它体裁，顾及了事物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二是辞赋思想内容的科学性、哲理性、系统性、文学性、实用性的高度统一。一篇辞赋文章，既可以说是科学观察研究论文，也可以说是形象文学，既可以是某个事物的显微镜式观察，也可以是某个事物全方位的宏观的调查研究，如描绘饮食的辞赋既如美食点评佳文，又如烹饪学研究；描绘服饰的辞赋既如服饰展示一览，又如服饰学研究；描绘鸟兽的辞赋既如鸟兽表演纪录，又如鸟类学观察；描绘草木的辞赋既如诗经行文，又如本草纲目研究；描绘书画的辞赋既如书画权威鉴赏点评，又如书画欣赏妙文；描绘宫殿的辞赋既如园林游记，又如建筑学研究。无论是于情之抒发，还是于义之挖掘，于理之解释，无不彻底仔细，堪称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完全可以给我们以跨界的跳跃式思考和多方面令人愉快的知识享受。辞赋是一门跨界跨学科的绝学。

三，从辞赋大繁荣的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层面的推动至为关键
随着国家政策的频频出台，中国辞赋当前的发展环境比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要好，而且要好得多，可谓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大利好，中国辞赋的春天来了。从历史经验来看，辞赋的大繁荣，均离不开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只要国家推动文治，则无有不成。
  1，汉朝时期。《汉书》古训：“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方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与图政事，故可以为列国大夫。”汉朝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封官来优待赋家的朝代，以赋得重用者甚多。加上汉朝如日中天的国势，终于造就了司马相如此类赋学大家的出现。汉武帝以后，贡献赋求官之风甚至历代相沿成习。国家的强大与国家最高层对辞赋文学的高度重视，形成了汉赋400年的繁荣局面。曹明纲之《赋学概论》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的综述。

2、唐宋明诸朝。自唐朝至明朝，国家对辞赋文学空前重视。唐朝将赋作为发掘、甄别和选拔、笼络人才的重要手段。“试赋在唐代科举中不仅用于进士科，而且也于名目繁多的特科；不仅为礼部所取，而且也为皇帝所取。它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P158）试赋取士命官之制度开始于唐，而后以宋朝愈演愈烈，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在各级各类考试中用途甚广。宋朝初期，即重视在宫殿上考试诗赋，据记载，宋太祖每遇廷试，“帝亲阅卷累日”。明朝不试赋，但规定新进士中欲入翰林或进内阁的，一律要把诗赋等文章呈送礼部，并送翰林考订。此外，明朝对文献典籍的整理力度空前，在明成祖的重视下，出现了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根据明成祖确定的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永乐大典》应该搜集了不少辞赋典籍。可以肯定，国家层次的推动对于提高辞赋文学的地位有着其它手段无可比拟也不可替代的作用。

3、清朝时期。在清廷的重视与推动下，清朝辞赋和中国国学典籍整理事业空前繁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一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园林建筑得到大规模的建设与传承，在清帝手中，圆明园、故宫、颐和园等大型皇家园林得到新建、扩张、保护，成为中国保存至今、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最大规模的建筑物，在里面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与文物（圆明园保存150件文件，《永乐大典》即保存在圆明园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将《永乐大典》洗劫一空）。二是中国辞赋文体得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程度的发展。在《历代辞赋总汇》中，清朝辞赋数量达到了20000多首，约占《历代辞赋总汇》二分之一强；三是辞赋文学地位空前提高。辞赋文学作品被作为上层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不会写作辞赋文学作品而录取为朝庭官员是不可想象的。清康熙帝在位期间，尤其重视并提倡作赋。如《清史稿》记载“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其抽试科目即有“诗、赋、策论”。清康熙帝虽为满人，但比汉人还高度重视辞赋，其亲撰《历代赋汇》云：“唐宋则用以（赋）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间。……朕以其不可尽废也，间尝以是求天下之才，故命词臣考稽古昔，搜采缺逸，都为一集，亲加鉴定，令校刊焉。为叙其源流兴罢之故，以示天下，使凡为学者知朕意云。”充分肯定了辞赋的重要地位及其考察用人的政治作用，并希望天下人都明白他以赋取士的良苦用心。清康熙帝以帝王之尊，如此重视和强调辞赋，对整个清朝辞赋事业的推动作用无人可比。四是中国辞赋著作和中国国学典籍整理空前繁荣。清朝钦定及奉敕编撰的重要典籍数量极其庞大，《御定康熙字典》、《御制清文鉴》、《御选古文渊鉴》 、《御选唐宋文醇》、《钦定全唐文》、《御定全唐诗》、《御选唐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定全金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唐宋诗醇》、《御定历代赋汇并外集、逸句、补遗》、《钦定四书文》、《钦定四库全书》、《御定渊鉴类函》、《御定骈字类编》、《御定分类字锦》、《御定子史精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御定佩文韵府》、《御定韵府拾遗》、《御选历代诗余》、《御定词谱》、《御定曲谱》等一系列大型书籍都完成了编纂，宛如将中国五千年典籍作了一番全面彻底的整理与总结。民间则出现了《赋海大观》。于此，青桐居士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清朝的辞赋文学（而不是某些专家提出的楹联文学）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平起平坐，因此，我们可以有“唐诗、宋词、元曲、清赋”这样的提法。

现在，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之前发布的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重要文件，充分表明我们党和我们的国家，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重视文化发展战略。三个文件是甘露，也是契机，更是前进的号角，催人奋进。

四，建议从国家层面发力推动中国辞赋复兴暨中华文艺复兴

1，建议从上到下推动辞赋复兴，加大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实施中国辞赋复兴大业暨中华文艺复兴大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工程极其浩大，任务极其艰巨，牵涉极其广泛，耗资极其庞大，时间极其漫长。据笔者统计，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重要文件中提及的具体工程有：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工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中华文化电视传播工程、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工程）、全民健身工程、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工程），等等。如此众多的工程实施，除了依靠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努力和大力实施，更迫切需要依靠中央、国家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领导机构来牵头实施，以雷霆万钧之力，加强宏观领导，整合各类资源，调动各方力量，集举国之力，上下协同推进。基于统筹考虑，也应当建立中央、国家部门层面的组织机构，由专门的甚至新设的国家级组织机构牵头主抓中华文艺复兴，而不能完全地依靠下一级别或较低级别的机构或组织、社会团体去自发运作，需要把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职责与权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建议尽快成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委员会、中华文艺复兴委员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施委员会、中华文艺复兴基金会等类似组织。
    就中国辞赋复兴考虑，组织机构方面，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指导下，有关中国辞赋事业发展的一切事宜全都纳入以上机构的工作范围统筹考虑。建议建立中国国学复兴委员会、中国特色文学复兴委员会、中国辞赋复兴委员会、中国辞赋文学发展专项基金、中国国家辞赋博物馆、中国国家辞赋图书馆、中国国家辞赋传承传播中心。对辞赋创作历史悠久、辞赋研究交流活跃的市县区，建议中华文艺复兴委员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施委员会授以“中国赋都”、“中国赋学重镇”、“中国文赋之乡”的称号。
资金方面，建议国家拿出财政专项资金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艺复兴、中国辞赋复兴的推动，以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财力、物力、勇气与气魄，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艺复兴、中国辞赋复兴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艺复兴远比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更为重要。在投资3000个亿办北京奥运会，投资3000亿-4000亿元办上海世博会的情况下，我们拿出6000亿甚至10000亿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艺复兴毫不为过。其中，争取拿出几个亿或几千万搞中国辞赋复兴工程也是可以的。然而，实际上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按照《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计划，2016年我们全国的古籍整理经费预算额度仅为3000万元（根据《2016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公告》数据，这个金额甚至买不到北京的一套房），如果把办北京奥运会或上海世博会的资金用在中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上，大概可以规划使用10000年！我们用3000亿和几年时间圆了一个百年奥运梦，我们完全可以用10000亿和几十年的时间来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华文艺复兴梦！有专家曾就中华典籍整理工程提出建议，整理古代典籍，应该注重收录当代国学大师的讲解评论，最好将艰涩难懂的文言用白话文翻译出来，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如此必然会让普通的群众也喜欢，足以令人耳目焕然一新，有如同醍醐灌顶的顿悟。辞赋的白话翻译功能巨大，然而也是投资巨大，因此，必须依靠中央国家的资金支持，下大力予以运作，否则辞赋的普及化就是一句空话，辞赋复兴、国学复兴就是一句空话。如《二十四史全译》是中国古代典籍开发史上的里程碑，但是，由于当时缺乏中央国家财政的支持，过程实施非常艰难。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在国家的资金扶持下，将《历代辞赋总汇》全本全注全译提上日程，砥砺奋进，全面开发，造福人民。

2，建议从中到外推动辞赋复兴，扩大辞赋文学影响。根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指导意见，需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可见，辞赋的对外宣传也具有极大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还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宣传中国辞赋文学与西方文学中的“颂”文体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加大中国辞赋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接近程度、融合程度，进一步求同存异。美国中国辞赋文学研究权威康达维教授一直以来为找不到合适的“赋”的英文翻译名词而绞尽脑汁，曾经直接用“Fu”来翻译“赋”，青桐居士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外国与中国的赋最接近的文体当为西方的史诗、“颂诗”或“赞美诗”，如法国的抒情诗《凡尔赛颂》、《美人颂》、《美乳赞》等等，甚至可以看出西方的史诗、“颂诗”或“赞美诗”中存在着中国辞赋铺陈、对仗的身影；二是由于辞赋文体的先进性、宏大性、史诗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个性化、独特性，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篇幅上，以及功能与作用方面，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体所没有的，这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体现，可以提高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文学自信。我国最高领导人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辞赋正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其耀眼夺目的光辉为世界各国所无，足令世界各国文学黯然失色，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因此，建议国家层面对中国辞赋文学的对外传播高度重视。一方面，按照《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示精神，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博览会、书展等形式，支持中国辞赋走出去。我们还可以牵头召开世界（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世界（国际）辞赋创作大会、世界（国际）辞赋节，召集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学者，体现中国引领辞赋发展的泱泱大国气派，而断然不能将如此重大关键的事件的成功纯粹地依靠个人的力量。以前中国数届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就是个人的努力下召开的，这种局面应该扭转。另外，辞赋的对外传播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就是把中国古籍翻译出去，把灿烂的中国辞赋文化自信地宣传出去，这方面要做两项重点工作，一项是中国古籍的中国现代语言或者说白话文的翻译，二是中国古籍的外语翻译。这两项工作我们都做得很不够。我们要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不能不彰显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体裁辞赋的作用，形成国际化影响，彰显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为此，在中国国家机构体系设置史上，青桐居士首次建议建立中国国家编译总局，亦称中华典籍整理馆，参照《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组织体制及《四库全书》馆体制的成功经验，而规模更大，级别更高，人员更多，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职能合并，与中共中央编译局（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配套，在省地县市区一级全部设立垂直分支机构，职责是承担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中华典籍整理工程的实施，对内对外编译中国古籍与现代典籍，提升中国文明在当今现代文明世界的影响力。建议根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示精神，扶持海内外辞赋学者和海内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辞赋杂志、报纸、图书。
        
3，建议从虚到实推动辞赋复兴，充分开发挖掘辞赋价值。活动方面，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指导下，要把辞赋融入到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加强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以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国辞赋课程和教材体系。推动高校开设中国辞赋必修课，加强中国辞赋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辞赋“绝学”、冷门学科，推进辞赋专业建设。为此，在中国教育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青桐居士首次建议建立中华民族复兴大学（或中华文艺复兴大学、中华复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化应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应用大学，在现有综合性大学中广泛开设辞赋学院，开设辞赋专业，对中国辞赋进行彻底的研究与开发。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青桐居士首次建议建立中国艺术与科学院（亦称中国人文与科学院，学习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体制，设立人文科学院士，艺术学院士，文化学院士，弥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专业领域的不足），选择一些在辞赋研究、创作、翻译方面功勋卓著的作家、学者担当辞赋专业院士，增加在国家上层的话语权，加大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方面对辞赋整理翻译事业的倾斜力度，建立中国国家辞赋古籍整理专项基金。可以考虑把辞赋列入选拔高级人材的考试项目当中，把知识面广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人选拔上来，在选择重要文化与艺术领导岗位时，加上辞赋考试内容。建议考虑给予辞赋作家与学者更高的地位，包括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领导集体、中国作家辞赋专业委员会等等。加快建立更多的国家级、省地县市区级辞赋协会、学会、专业委员会，如汉赋学会、律赋学会、唐赋学会、清赋学会，等等。加大辞赋产业化运作步伐，开设辞赋创作基地，提倡推广辞赋在公园、园林、寺庙、楼阁、碑林、广场、城市雕塑、风景区、文化公司、中国文化城镇乡村等大型建筑中的运用，以应用推动辞赋创作的繁荣。推进中国辞赋经典诵读工程（中国辞赋最适宜诵读）。建议由文化部主持开展中国辞赋文化年活动、世界辞赋文化年、中国辞赋端午节，中国辞赋中秋节（中国辞赋有颇多的篇幅描绘中国特色传统节日，极适宜开发予以利用），举办中国辞赋书法全国展，中国辞赋雕刻全国展，中国辞赋瓷器全国展，联合中央电视台，在开办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的成功基础上，开办中国辞赋大会、中国辞赋朗诵节（辞赋极适合朗诵）、中国辞赋春节晚会、将辞赋与中国其它特色文化相结合，相互促进。组织这一类大型的活动非由国家部委如文化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巨头出面不可。建议中央财政和央企予以资金支持。让中国辞赋作品落地，在利用微信微博自媒体广泛传播的同时，鼓励创办中国辞赋新闻网站、微刊、杂志、报纸，最大限度地开放中国传统文化媒体的建设，繁荣中国辞赋文化媒体。提倡号召中央电视台、央企等国有大财团、大企业参与中国辞赋复兴运动暨中华文艺复兴运动，以捐助捐物的方式致力承担相应社会职责。对中国辞赋杂志与报刊、新闻网站的创办予以政策与财力倾斜，鼓励更多的机构创办辞赋专业报刊。鼓励向中国作家协会一样普遍地成立各省县市及国家各系统辞赋协会、学会组织，在中学、大学普遍地建立辞赋社团，对其中优秀作品优先发表。建议通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对辞赋典籍整理重点倾斜。

4，建议从一到多推动辞赋复兴，提高跨界宣传力度。建议切勿孤立地推动辞赋运动，而是将辞赋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文化一起推陈出新，融合发展。当前亟待将中华文艺复兴任务细分化、具体化、实际化，譬如分解成中国辞赋复兴运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运动、中国汉服复兴运动、中国创造发明复兴运动、中国古典文学复兴运动（应该视当前的诗词高潮，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复兴运动之环节）、中国诗词复兴运动、中国园林建筑复兴运动、中国服饰复兴运动、中国中医复兴运动、中国音乐复兴运动、中国书法绘画艺术复兴运动、中国科学技术复兴运动、中国宣纸出版复兴运动、中国文房四宝复兴运动，等等，通过各项各领域的全面的复兴运动的开展，形成中华文艺复兴伟大事业的具体化、专业化、联合化、细节化，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局面。在其中，中国辞赋复兴运动则可以与其它细分复兴运动结合起来，形成组合效应，与中华文艺复兴之巨舰一起乘风破浪。

中国辞赋以其超越其它所有文体的的多样形式、丰富内涵、独特作用，及其横跨科学、文学、艺术、技术等多领域的强大功能，尤其是它的链接文学、艺术与社会百科、自然百科的桥梁作用，足以成为引燃、助燃、爆燃中华文艺复兴运动暨中国新的思想文化运动的火种。到一定的时候，中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可能通过对中国辞赋文化的研究而取得创新成果，中国的文学通过对中国辞赋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将会产生前所未有的伟大作品，中国建筑与人居通过对中国辞赋文化的运用而变得更加美丽宜居，这一切像极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完全有可能会在人类历史上成就远远超越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与辉煌，引领世界文明的创新发展。这一切可能性，决定了推动中国辞赋复兴是实现中华文艺复兴的一个绝佳的切入点、突破口。

青桐居士，原名丁红宇，字契丹，又字宇文，号云黄山房主人、西岭御龙、赤子，英文名Khitan。字“契丹”一含“情投契合全凭丹心”之意，二含当前许多国家称呼我中国为“契丹”之意。

青桐居士高度重视互联网对人类自由、公开、公平、公正的影响，崇尚独立自主、创新开放。个人自媒体为中国辞赋家协会网站中国辞赋网“青桐居士”版块，个人微信公众号“契丹”，搜索“契丹”加关注即可；美篇公众号“契丹”，搜索“930218”或“契丹”个人美篇公众号加关注即可；天涯论坛楼主"青桐居士"；青桐居士个人英文直播频道Khitan建在美国Twitter公司旗下网站，面向全球无国界直播，打开个人与各国朋友互动交流的一道世界之窗。

青桐居士是实现人类科学综合统一的具体学科USEOLOGY创建者。1991年，青桐居士在某论文比赛中首次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类最庞大学科体系USEOLOGY的构想》并获奖，得到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微波之父”林为干教授的肯定与鼓励，并在其指导支持下，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函，提出了建立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学科体系USEOLOGY的观点及其具体架构思想，画出学科体系树形图，在人类文明史上首次提出了综合统一人类人文、艺术、科学、技术所有学科的人类新科学和新思想综合理论体系USEOLOGY建构模型，力图弱化专业领域的局限与隔阂、消除学科思想界限、全面跨越学科鸿沟。一直以来，青桐居士以一己之力，创造性运用TRIZ方法和SIMILARITY SYSTEM THEORY认识论，以及其它最前沿科学理论，致力于USEOLOGY系统的开创性研究与建设，形成了多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包括EXTENSIVE USEOLOGY、FULLY USEOLOGY、DISCRETELY USEOLOGY、COMBINED USEOLOGY等多门分类学科子系统。

青桐居士是中国互联网领域开创性人物，2011年在全球率先向中国工信部部长直接上书要求取消对个人“.cn”后缀域名注册的限制，形成了当今中国人注册“.cn”域名的自由开放局面，使得中国诸多互联网公司大受其益，为形成开放包容的中国互联网文化作出了贡献。青桐居士首次提出，互联网开放包容、涵盖万有、类聚细分、合纵连横、融会贯通的思想萌芽发端于中国清朝，《古今图书集成》大型类书的编纂体例，即类似于互联网搜索引擎的雏形，是人类互联网信息文化在图书典籍利用领域的最初反映。

青桐居士高度重视作为人类文明基础的词典编纂创新。2011年，按照USEOLOGY思想，青桐居士在世界词典编纂史上首次提出了自由、开放、综合、多用、易用、实用、普适、全面的词典编纂体例创新思想，倡议一切词典尤其是大型词典的编纂全面改革创新，确立包罗万象、涵盖所有的目标，并且以利用者需求为中心，全面废除人类近3000年来约定俗成、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狭隘落后的“首字检索法”，在此基础上创新字词检索法和编纂体例，力推“任意字检索法”、“领字检索法”、“功能检索法”、“分类检索法”、“押韵检索法”等新式检索法，全面满足利用者通检需要，为人类词典使用功能的增强、利用效率的提高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青桐居士呼吁中国自信担当，采用全新的词典编纂体例，创立前所未有的《汉语世界大词典》、《英语世界大词典》、《日语世界大词典》等各语系词典，超越《汉语大词典》、《牛津英语词典》、《日本国语大词典》，确立中国在世界词典学界、世界语言学界、世界文明、东方文明的领先主导地位。

青桐居士建议，在国家层面全面发力驱动推动中国辞赋复兴暨中华文艺复兴，在“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的指导下，呼吁加快建立中国人文与科学院（或称为中国艺术与科学院，弥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领域之不足，从科学、人文、艺术、技术、教育等领域选举当代最优秀的学者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成为其院士，针对国家、社会、人民及未来的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政策研究、创新研究、问题研究、方案制订、问题解决，主要研究目标聚焦于中华文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国国家影响力提升、中国国家战略研究、国际关系对策研究、国家国土安全战略、食品安全战略、转基因食品研究、战争研究、文明国家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强大中国建设、地下中国建设、海底中国建设、未来中国建设、教育与科研、人文与文化研究、科学与技术进展、创新研究、未来研究、人口与环境、建筑与环境、城市建设、乡村建设、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推广应用、疾病与预防控制、全民福利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保障、消费者保护、公民权益维护、贫困地区脱贫、新能源开发利用、文化与教育医疗公益事业福利彩票发行体制创新等一系列重大迫切问题）、中国国家创新部（统领指导中国国家创新工作，提供创新方案、创新指导意见）、中国国家编译总局（亦称中华典籍整理馆，参照《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组织体制及《四库全书》馆体制的成功经验，而规模更大，级别更高，人员更多，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职能合并，与中共中央编译局之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之主要任务配套，在省地县市区一级全部设立垂直分支机构，职责是承担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中华典籍整理工程的实施，对内对外编译中国古籍与现代典籍，提升中国文明在当今现代文明世界的影响力）、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复兴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应用大学、中国创新大学等一系列组织机构，推动开创中华文艺复兴新时代。

在文学成就方面，青桐居士现为中国辞赋学院副院长、中国辞赋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最大的古典文学创作交流平台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们聚集的平台——中国辞赋网副总编、中国楹联学会诗赋委员会委员、中华辞赋社会员、浙江辞赋学会常务理事，并兼中国辞赋网辞赋骈文版、楹联百家版双版版主。经浙江金华市社科联审定，被聘请为金华市社科专家库首批成员，参与金华市委市政府相关政策的研究、调研，重点项目的攻关及其他社科研究、咨询、交流活动。创作方向为辞赋、近体诗、现代诗、散文诗等，以辞赋为主，并致力于中国辞赋学、诗词格律学、句法学、文法学、新闻学及《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历代辞赋总汇》等超大型类书研究，在类书开发利用、词典编纂体例、历代辞赋补遗等方面屡有发现。仅一年时间，其即公开发表辞赋、近体诗达400余（篇）首，俳句、对句200多（首）副，创作网络文学作品集《青桐轩辞赋诗词大集》、《青桐轩俳句大集》、《青桐轩对句大集》、《契丹现代诗大集》，并获全国文学大奖多次。其六年前撰就的《义乌赋》为中国五千年最长赋，属史诗式长篇，分多个子赋，该文文言文为12577字，含中文全注约为60000字（未含中文全译），仅以其文言文字数计算，已经超越了中国先秦至清朝五千年赋文总汇《历代辞赋总汇》中最长赋《蜀都赋》（12163字）、第二长赋《大游赋》（9866字）。其全国文学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金华山赋》全文全注全译达20000余字，是有史以来描绘金华山风景名胜区所有诗词曲赋作品中篇幅最巨者，该《金华山赋》与其它49名作家的优秀作品將集结成书，同时入编《金华山赋》，成为金华山的名作读本供后世传阅（浙江新闻客户端语）。
青桐居士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提出集举国之力，由国家层面全力驱动推动中国辞赋复兴暨中华文艺复兴的理念，呼吁国家立法，提出中华文艺复兴法案，新设文化创新发展组织机构，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在国家层次发力驱动中国辞赋复兴暨中华文艺复兴。青桐居士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提出对中国楹联概念及其文体全面改革创新，按照USEOLOGY思想，倡导废除处自清代中叶以来形成的楹联概念，恢复西晋（公元290年左右)时期形成的对句概念，重新建立中国对句文学大系，形成了至今最为完整的对句文体规范程式，是中国对句文学形成1700多年来首次的文体全面完善。

“文学作品的伟大与超越时空是这个世界上一切人造物质设施都不能比拟的。”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文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青桐居士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追求，代表着最高级的人生品位和雅趣情调，更是一种责任担当，是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渠道。青桐居士将与广大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一道，充分发挥中国古典文学功能，精心描绘大千世界和日常生活，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提升中国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中国元素应用水平和环境美学应用水平、美学鉴赏水平，大力促进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国学的平民化、现代化、世界化，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欣赏传承的“零距离”、“无障碍”、“易用性”，让更多的人坚定信奉"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理念，最大化地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明古国的强大定力。青桐居士相信，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必将激励所有爱好古典文学的人坚持创作，并在攀登中国文化传承高峰的道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远。